一、在徘徊中前進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舉國上下一片歡騰。人們早就對“四人幫”極其痛恨，希望盡早結束社會動亂，把我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這股猖獗十年、禍國殃民的政治勢力終于被掃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連數日舉行集會、游行，人們載歌載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歡慶之中。
結束“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使中國獲得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嚴重，要在短期內消除這場內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是很不容易的。黨中央首先著手清查“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部署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運動，恢復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取得一定成績。揭批“四人幫”，必然聯系到十年內亂造成的冤假錯案，對受迫害的干部、群眾進行平反，特別是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成為廣大干部群眾的強烈要求。
然而，讓人們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同時發表的社論卻提出“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種對毛澤東生前的決策和指示拒絕作任何分析的觀點的出現，說明長期以來“左”的指導思想還未從根本上改變。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批評“兩個凡是”。陳云、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制“兩個凡是”的推行。
在全國局勢逐步穩定的基礎上，在全黨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終于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鄧小平復出后，主動要求分管教育科學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澤東批準的“兩個估計”(即:建國后十七年教育戰線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肯定新中國成立后科教事業取得了很大成就，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受到重視，開始了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棄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復，全國高校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國3500多萬黨員。大會總結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宣告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重申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任務。但這次大會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因而沒有從根本上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大會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主席，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十一大雖然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制定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任務，但鄧小平重新當選中央副主席，并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中國后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78年二三月間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繼續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任命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為副總理。在此同時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全國政協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停止活動的政協重新恢復工作，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
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但是，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錯誤的長期影響，個人崇拜仍在束縛著一些人的頭腦，撥亂反正每前進一步，都十分艱難。揭批“四人幫”，受到“兩個凡是”方針的限制；平反冤假錯案，一遇到毛澤東批準的、定了的案子，便不準觸動；在科學、教育、文化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澤東批過的文件進行阻撓。在生產上，混亂狀況有所好轉，國民經濟得到比較快的恢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發生急于求成的傾向，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兩年間，黨和國家的工作雖然有所前進，但并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現歷史的轉折，而是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框架內“抓綱治國”，結果導致在前進道路上出現徘徊局面。歷史和現實的要求是，黨必須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時期和多年來的“左”傾錯誤，在總結建國以來成功和失誤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快提高的新道路。
作為毛澤東臨終前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是有功的，也試圖結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使社會、經濟發展得更快一點。但是，他沒有能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別是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晚年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錯誤，未能解決既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這個復雜的問題，因此也就無法承擔起撥亂反正、帶領全黨走向轉折的重任。
面對“兩個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礙，人們開始感到，要徹底澄清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思想混亂，不能不首先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究竟應當用怎樣的態度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判定歷史是非的標準到底是什么?在廣大干部群眾對撥亂反正的強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論工作者開始掙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在不同場合討論關于真理的標準問題并醞釀撰寫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經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對“四人幫”設置的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要敢于觸及，弄清是非。盡管文章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作正面闡述，實際上卻批判了“兩個凡是”，因而立即引起“兩個凡是”同實事求是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由于“兩個凡是”的影響相當頑強，該文的觀點受到一些領導人的強烈指責。真理標準討論面臨著巨大壓力。
在此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了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著重闡述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兩個凡是”的錯誤態度，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此后，《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連續發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參與討論。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門、地方和軍隊的負責人相繼發表講話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態度；理論界、學術界、新聞界站在討論前沿，踴躍參與。這場討論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表明真理標準問題已不僅是一個理論觀點問題，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多種力量的推動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聲越來越高，開始打破“兩個凡是”和多年來盛行的個人崇拜的禁錮。真理標準討論為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實現歷史性轉折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二、建國后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
真理標準討論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人們開始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實事求是地處理撥亂反正中遇到的問題。組織部門放手地平反冤假錯案，提出不管是什么情況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的，該平反的都要平反；一些工業部門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恢復了一些過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農村工作中，一些地方領導人從實際情況出發，大膽地對農村政策進行調整，在一定范圍內糾正多年來農村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
撥亂反正伴隨著思想解放，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批判危害多年的極左思潮，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反思過去的曲折，考慮未來的出路。黨內開始醞釀對社會主義的若干體制進行改革。
對國際形勢，特別是發達國家情況的了解，加深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緊迫感。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正是許多發達國家再次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時候。中國的對外交往迅速擴大和增加，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后走出國門，在了解國際形勢的同時，無不強烈感受到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這樣的現實:中國目前的狀況太落后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在對國際形勢及其發展趨向進行總體分析的基礎上，1977年12月，鄧小平提出世界戰爭可以推遲，我國經濟建設可以爭取更多的和平時間的判斷。1978年3月，鄧小平又指出:“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于是，如何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成為中國領導人日益關注的問題。改革開放，加快建設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確。
1978年7月至9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許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建議。李先念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的偉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我們應該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建設。9月下旬，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又提出，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一是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的開放政策上來。
當“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剛被沖破時，對我國發展的緊迫性和經濟、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有著很深感受的鄧小平，先是在最高領導層內大聲疾呼:社會主義就是要加快發展生產力，要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改革經濟管理體制。隨后，又到部分省市，與地方領導談他思慮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聲勢。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行程數千里，走一路講一路，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到處點火。他反復強調，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他說:“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還提出，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要適時地結束，轉入正常工作，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一意見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贊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本來是要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的既定議程沒有提到已經展開的真理標準討論和黨內外普遍關心的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平反冤假錯案等問題。對此，許多希望首先解決思想路線是非和重大歷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滿意。陳云率先提出系統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引起大多數與會者的強烈反響，從而改變了會議議程。在與會者的強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終于作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錯案平反的決定，解決了一批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接著，會議對真理標準問題上出現的意見分歧進行討論。經過思想交鋒，會議要求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呼聲更為強烈。12月13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還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任務，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這篇講話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它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結束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及時地、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等九人為中央委員；選舉出以陳云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時，雖然華國鋒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次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系統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會議還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由于一系列的根本性轉變，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后兩年來黨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從這次全會開始全面展開。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從這次全會揭開序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正式開辟。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的光輝標志。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終于從嚴重的歷史挫折中重新奮起，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改革開放和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新長征。這是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進行的新的革命，是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的第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黨內外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同時，也出現若干值得注意的現象。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傾思想的束縛，對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政策表現出某種不理解甚至抵觸情緒；另一方面社會上極少數人利用黨糾正“左”傾錯誤的機會，打著“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號，散布懷疑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黨內也有極少數人思想發生動搖，他們不但不承認這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如果聽任這兩方面的傾向發展下去，必將造成思想混亂，影響剛剛形成的安定團結局面。
1979年3月，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指出:在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強調，一方面要繼續肅清“四人幫”散布的極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斗爭。這篇講話表明，中國共產黨所實行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這既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進一步闡述。從此，四項基本原則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一起，構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基本內容。
根據鄧小平的講話，各地開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同時，從部隊到地方，進行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進一步推動解放思想，破除僵化，保證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正確貫徹。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
三、經濟調整和改革開放的起步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鑒于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的狀況和經濟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現象的出現，黨中央于1979年4月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調整國民經濟的過程，實際上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過程，也是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在走過不少彎路、吃了不少苦頭之后，黨對于搞建設必須適合中國國情有了較深切的體驗。鄧小平指出:“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他認為，要使中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主要特點是要注意的。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陳云說: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這樣分析我國國情: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認清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黨在調整中堅決糾正前些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并初步總結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指出: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
經濟調整首先是加強農業，理順農業與工業的關系。根據黨中央建議，國務院頒布了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不許征購過頭糧、縮小工農業產品差價等一系列恢復和發展農業的政策。這些措施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也為進行農村體制改革敞開了大門。在其他方面的調整中，黨中央針對“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習慣心理，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通過經濟調整，從1981年起，主要經濟比例關系逐漸趨于合理，長期存在的積累率過高和農業、輕工業嚴重滯后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變。
這次調整，除理順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外，更著重于糾正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全黨對“左”的指導思想和經濟體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國務院提出新的經濟發展方針，要求切實改變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一套老的做法，從我國實際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這是經濟領域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在調整經濟的同時，農村和企業的改革也邁出步伐。
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成功。這看起來似乎是多少帶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實際上卻是二十多年來農村生產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農村政策的結果。在“左”傾錯誤影響下，我國農村的落后面貌長期沒有大的改變。為了能夠解決吃糧的基本需要，農民群眾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實行過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生產組織形式。由于當時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致使這種自發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壓制，屢起屢落。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以萬里為第一書記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給農民耕種，不向農民征統購糧的決策。這一決策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戰勝了特大旱災，還引發出一些農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行動。幾乎與此同時，四川省不少地方的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在安徽、四川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地方也開始實行農村聯產責任制。1980年，四川省廣漢縣的一個公社掛出鄉人民政府的牌子，成為全國第一個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農村出現的改革勢頭，雖引起一些人議論紛紛，卻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鄧小平兩次就農村政策問題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提出農村政策要繼續放寬，土地承包給個人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同年9月，黨中央發出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于分田單干和資本主義的觀念，肯定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在中央的肯定下，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雙包”責任制迅速推廣。1982年，我國農業獲得少有的大豐收。農村面貌出現了可喜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開始試點工作，如:逐步擴大企業自主權；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區直屬企業下放給城市管理；實行政企分開；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等。四川省較早地于1978年10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不久，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擴權改革的企業迅速增加。過去那種企業只按計劃生產，不了解市場需要，不關心產品銷路和贏利虧損的狀況得到初步扭轉。在企業擴權試點和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影響下，不少企業還圍繞國家與企業、企業與職工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實行經濟責任制，試行廠長負責制，克服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和企業內部吃“大鍋飯”的現象。經濟責任制很快在工業企業中得到推廣。這一時期，就業制度的改革也成效顯著。在勞動就業問題上，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多年形成的對勞動力統包統配、動員城鎮待業青年上山下鄉的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寬政策，發展生產，廣開就業門路”的方針，調整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扶持集體經濟，允許個體經營，創辦勞動服務公司，拓寬就業渠道。從而初步解決了多年積累的知識青年就業問題，也為進一步改善所有制結構、形成新的就業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礎。
隨著改革的推進，對外開放開始有重大突破。創辦經濟特區為實行對外開放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聽了廣東省委負責人關于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開辦出口加工區的建議，當即表示: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劃出一定的地區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和港澳商人的投資場所。兩個多月后，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給以更多的自主權，擴大對外貿易，同時決定在深圳、珠海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將“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建設大軍的艱苦努力下，深圳、珠海這樣往日落后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不過四年工夫，就變成了高樓矗立、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成為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的前沿地區。
改革起步的幾年間，新事物接踵涌現。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道路逐步展開。從1978年到1982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3%，這是在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趨于協調的情況下取得的較高的發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四、撥亂反正任務勝利完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全面展開。經過十年內亂，“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錯案和建國以來的歷史遺留問題堆積如山，所涉及的范圍之廣、難度之大前所未有。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有條不紊地進行工作，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健康發展。
撥亂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為了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精力集中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一方面對經濟建設和階級斗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進行認真清理，一方面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作出科學評價，使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后，能夠堅定地沿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前進。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后，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黨中央重新對這個問題作了闡述。1979年3月，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當然，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縮小或夸大了，都要犯嚴重的錯誤。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黨進一步清理了作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出這個理論是錯誤的，應當停止使用。
為了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黨中央認為，必須正確地認識建國以來黨走過的歷史道路，科學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樣做，勢必涉及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就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原則，徹底打破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束縛，既要如實地指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要正確地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毛澤東思想。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葉劍英代表黨中央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初步總結了黨在建國后三十年的歷史經驗。在鄧小平主持下，黨中央于11月開始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3月，鄧小平對《決議》的起草提出三條指導原則: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他還多次強調:對毛澤東的功過的評價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這些根本方針，使黨既能夠實事求是地指出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能夠客觀地對待自己的歷史，不至于迷失方向，喪失基本的立足點。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議》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加以區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決議》莊嚴宣告: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決議》對建國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并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決議》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明確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它的主要點是: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經濟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生產關系的變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狀況，有利于生產的發展；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這是第一次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的初步概括。《決議》的通過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它推進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歷史轉折，對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討論《決議》稿的過程中，許多同志對華國鋒所犯的錯誤提出批評并要求調整他的職務。華國鋒本人也提出辭去領導職務的請求。十一屆六中全會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并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全面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把“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嚴重擾亂的社會關系調整過來，是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在鄧小平、陳云等人的推動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先后為彭德懷、陶鑄、賀龍、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等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干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撤銷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錯誤決議，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誣陷的黨的早期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等陸續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約有300多萬名干部得到平反。黨在干部問題上的撥亂反正，為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準備了骨干力量。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長期受打擊的知識分子也恢復了名譽。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幫”進行斗爭而慘遭殺害的共產黨員和群眾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
黨中央還實事求是地處理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1979年1月，黨中央宣布對多年來守法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不得歧視。這一決定使至少2000萬人獲得政治上的新生。同年11月，全國有70多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被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恢復了勞動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國共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改正。黨中央還糾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錯誤，落實了黨的政策。
根據廣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恢復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在清理和糾正“左”傾錯誤的同時，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門的黨委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要求，各級紀委把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作為根本任務。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黨取得全國政權后形成的指導和規范執政黨思想、政治、組織建設的重要文獻，對在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深遠影響。全會還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加強了黨的集體領導。同年11月召開的中紀委座談會傳達了陳云的意見。他說:“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進一步引起全黨對黨的建設的重視。
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黨中央認真汲取以往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經驗教訓，開始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問題。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鄧小平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等現象，其核心則是權力過分集中。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這篇講話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經過幾年全面的撥亂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長期“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得到根本改觀，國家重新呈現勃勃生機。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得到加強，優良的傳統作風逐步得到恢復。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邁出重要步伐，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開始改變。經濟工作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教育科學文化工作呈現初步的繁榮景象，黨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得到加強。這一切表明，黨和國家終于從困境中擺脫出來，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歷史大轉折正在平穩地實現。
